上海户籍可能是中国最受欢迎的户口之一优配利。
拥有上海户口，意味着不仅可以享受优质的医疗资源与教育资源，还有着更多就业机会可以选择。
不过，落户上海也是出了名的困难，要么是高学历、要么进入体制单位……
然而，距离上海三百多公里的盐城大丰，却有一批从未在上海居住，却能轻松获得上海户口的江苏人。
他们手持上海身份证，享受着上海的福利待遇，收入也远高于户籍所在地。
这种看似不合理的现象背后，其实隐藏着一段复杂的上海“飞地”故事。
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，上海拥有整整11块“飞地”，占据了全国“飞地”总量的三分之一。（全国飞地约34块）
所谓“飞地”是一种独特的人文地理现象，指的是某块土地虽然属于某个行政区的管辖范围，但并不与该行政区相连。
简而言之，“飞地”就像是一块“漂浮”的土地，与所属行政区隔离开来。
上海的众多“飞地”根源在于，上海解放初期可利用的耕种面积并不多，数百万人都挤在约500平的城市区域，农业生产严重不足。
因此，1950年3月，为了缓解粮食危机，时任华东地区党政军第二书记的陈毅，批准将江苏省（当时为苏中行署）的盐城大丰县一块荒地，用于上海农业生产。
这块特批的“飞地”，就是日后解决上海人主副食品供应问题的“大丰农场”。
对于上海来说，这也是新政府解决大量游民的重要举措。
解放初期的上海，拥有500万人口，其中有不少是因战乱涌进来的无业游民，因此带来各类经济和社会问题。
于是，曾率领新四军在盐城周边战斗过的陈毅，便提出动员失业群众到皖北和苏北垦区垦荒生产的建议。
从那时起，这里便先后接纳了约6万名上海迁移出来的游民，成为大丰农场的早期拓荒者。
因为其中有大量游民与劳改人员，上海市政府专门成立了“垦区劳动生产管理局”，负责这片农场的垦荒工作，直属于上海市政府优配利，由上海派出干部、技术人员和农业职工经营农场。
于是，大丰县境内诞生了第一块属于上海的“飞地”，也是新中国首个跨省域“飞地”。
此时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推进，上海加快了清理旧社会遗留治安问题的步伐，亟需安置大量无业游民并改造罪犯，因此加大了在邻省设立“飞地”管理的力度。
因此在最早的“大丰农场”的基础上，又衍生出四岔河监狱和吴家洼监狱，这样一来，大丰县便有了三块上海“飞地”。
借鉴大丰“飞地”的成功模式，上海又陆续在安徽设立了白茅岭农场，在福建省设立了军天湖农场(后迁至安徽）等“飞地”农场。
到60年代，又有约8万名上海知青陆续插队落户到了大丰。
他们的到来，不仅加快了当地垦荒辟壤的步伐，也让大丰农场真正成为保障上海主副食品供应的“菜篮子”。
上海分布在外地的“飞地”，也随着生产类型和用途有了不同区分。
比如上海设在江苏省境内的南京梅山炼铁基地、徐州大屯煤矿、昆山振苏砖瓦厂，这三家都属于上海的“工业飞地”，其他地区的“飞地”则主要为“农业飞地”。
再从功能划分来看，安徽的黄山茶林场和练江草场，主要是安置支援三线建设的上海知青；而安徽宣城的军天湖农场和白茅岭农场则最初用于改造罪犯。
军天湖农场
值得一提是，负责“飞地”管理的上海籍干部，他们的户籍和组织关系依然是在上海，只是在此工作而已。
他们的随迁子女，也同样是上海户口。除了学的是上海教材，而且还能在高考时得到特殊的政策加分，大部分也选择回到了上海。
进入21世纪以来，这些上海“飞地”加快转型步伐，除了几个监狱外，基本上都已转制为国有企业。
比如大丰农场，如今就是上海光明集团旗下的单位。上海人经常喝的光明牛奶，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这里。
不过，对于上海来说，大丰农场可不仅仅只提供新鲜牛奶。
如今的大丰农场总面积大约为300平方公里优配利，是上海市徐汇区面积的约5倍多、黄浦区的约14倍。
事实上，“大丰农场”只是人们习惯的说法，是上海位于盐城大丰区的上海农场、海丰农场、和川东农场的统称，持续供应着上海人日常最主要的主副食产品。
比如最主要的粮食生产，大丰农场目前已全部实现机械化作业，年产粮食超过20万吨，占上海粮食最低保有量20%；旗下的“海丰大米”不仅荣获“中国名牌农产品”称号，同时也是上海人餐桌上最重要的大米种类。
而作为中央和上海两级生猪储备基地，大丰农场建有20座大型规模化养猪场，生猪存栏量已突破100万头，占上海生猪最低保有量的40%，每年可向上海市场供应90万头生猪。
还有上海人每天能喝到的“光明鲜奶”，也是主要来自大丰农场。
这里喂养了约2.5万头奶牛，占上海奶牛存栏量三分之一多；年产鲜奶13万吨，占上海鲜奶最低保有量的50％，因此为上海提供源源不断的鲜奶及奶制品。
早餐有牛奶，自然也少不了鸡蛋。
大丰农场目前已形成50万羽养殖能力，占上海蛋鸡现有存栏量的50％；鲜蛋年销量6000吨，占上海鲜蛋最低保有量的10.34％。
此外，大丰农场还拥有8万亩养殖水面，约占上海养殖水面总面积的27.87%；年产淡水鱼5万吨，占上海淡水产品最低保有量的31.25%，是华东地区最大的高标准水产养殖基地。
对于上海人来说，大丰农场既是重要的“米袋子”“菜篮子”，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风水宝地。
为了尽可能保护周边环境，上海的相关企业不仅应用最新农业科技提升产量，还通过沼气发电等技术，将畜禽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并生态还田，开发秸秆饲料、有机肥、食用菌等生态产业，构建出“种植、养殖、微生物”一体化的“三维”种养循环产业链，从而实现资源综合利用、变废为宝。
比如光明集团就在大丰农场打造出“种养循环”产业链：利用奶牛场粪污沼气发电，沼渣制成有机肥反哺农田，形成独的特现代农业发展景象。
与此同时，在无数上海人与盐城方面的共同努力下，大丰将昔日贫瘠的滩涂地建设成为了自然湿地公园，拥有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以及国内种植郁金香面积最大的“荷兰花海”公园。
昔日的上海“飞地粮仓”，化身湿地与动物保护的自然景区后，也吸引了无数上海游客前来，一边游览，一边还能采购新鲜的农产品带回去。
而对于盐城来说，“大丰农场”的出现不仅解决了上海的主副食产品供应，也令其与上海有了更紧密的合作关系。
与长三角区域所有城市一样，盐城也一直希望能与上海多“亲近”，好获得更多发展资源。
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，盐城的愿景是成为北上海“飞地经济”示范区，以及上海科创成果转化基地、上海生态旅游康养基地、上海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，简称“一区三基地”。
遗憾的是，盐城与上海虽仅相隔300多公里，彼此合作却始终面临交通不便的问题。
许多上海知青曾撰文回忆，过去从上海去盐城大丰，至少要经过长江客轮、汽车和拖拉机转运，耗时一整天。
即便后来修通了高速，可因为没有高铁，通行时间也在3小时左右，这还是在天气良好，过江通道不堵车的情况下。
随着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加速，这片相隔不远的“飞地”终于迎来历史机遇。
2018年，盐城明确提出“接轨大上海、融入长三角”，成为了长三角中心区27个城市之一。
2020年盐通高铁通车，盐城至上海车程缩短至2小时左右，物理距离的拉近，让盐城终于跻身上海都市经济圈，并以“飞地”为支点，全面对接长三角区域的产业链。
数据显示，“十四五”以来，盐城全市新开工的长三角地区亿元以上项目达到1508个，占全市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的73.2%。
尤其在临港、光明、上海电气等上海龙头企业的带动下，已有600多家沪上企业在盐城落地发展；另据相关统计，盐城目前三分之一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与上海企业有合作关系。
其中，盐城市政府、东台市政府和上海地产集团共建的“长三角（东台）康养基地”，集医疗、养老、康复于一体，更成为了跨区域民生合作的典范。
此外，盐城与长三角地区合作共建园区，14家中沪盐合作园区就达11家，占上海对外合作园区的三分之一，并实现了县域全覆盖；而探索“上海总部+大丰基地”模式的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，更是沪苏两地高层直接推动的省市合作园区。
根据盐城政府公布的信息，2024年盐城承接沪苏产业转移项目182个，协议投资额超800亿元，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上海，充分显示出盐城与上海“越走越近”的态势。
时光如梭，从“飞地垦荒”到“飞地经济2.0”，从单向保供的“菜篮子”，到双向赋能的“经济共同体”，与共和国几乎同龄的大丰农场串起了盐城与上海的跨越之路，长三角一体化的肌理也在此清晰舒展。
这片跨越三百公里的“飞地”，既是行政划拨的历史注脚，更是市场驱动的时代答卷。
当“上海户口”不再是地理标签，当“飞地”边界被发展共识消融，区域协同的种子已在制度创新中破土，生长出中国城市群跨域协作的新范式。
或许终有一日，所有“飞地”都将成为协同发展的“熟地”，而大丰的故事也为中国区域经济版图的重构，写下先行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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